全球连线丨我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开山之路”

[8]参见罗述勇：《按照宪法精神推进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化》，载《人民之友》2012年第12期。

首先,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本义在于对事实和法理的审查核实, 无关处理或者决定。文章来源：《行政与法》2017年第10期。

合法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执法权力来源合法以及行政执法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合理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行使裁量权时应当符合法律目的, 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和适当。(五)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意见结论 法制机构出具的审核意见在效力上不具有决定性, 仅仅是为承办行政执法事项的业务机构和决策机关或负责人提供参考;不但决策机关或负责人可以当然否决审核意见, 而且业务机构也可以在有充分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审核意见持不同看法而不予采纳。据相关资料统计, 目前仅有辽宁、安徽、浙江、云南、甘肃、宁夏、江西、河北等地出台了专门的制度规定, 即《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 (规定) 》。[3]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建立和推行, 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行政执法内部工作流程, 提高行政执法质量。按照现代行政法治精神的要求, 行政机关作出的一切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受到法律约束, 不能与法律规定相抵触。

(三) 建立一套机制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是法制机构面临的一项新任务、新挑战, 如何承担好这一责任、应对这一挑战、缓解其中的压力, 关键是要拓宽思路, 注重建立健全相关的机制, 善于借助外力。在法制审核制度的推进方面, 《浙江省建设法治政府 (依法行政)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2016年度法治政府建设 (依法行政) 考核评价工作的通知》 (浙依组办[2016]2号) 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建立和推进情况纳入内部评价指标, 要求设区市政府、省级有关单位必须以政府文件、部门文件、会议等形式对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作出具体部署。委员履职培训绩效化规范即指推动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履职培训事项设定更具实效性，以凸显培训目标实现程度及达成效率的相关法律规范。

应通过绩效化的履职培训促使委员能"顺应历史潮流，胜任立法工作，用现代化知识、技能武装自己"36。兼职培训机构即是相关普通高校，原则上该类高校应设有思想政治教育、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学科，该类机构更多地侧重于委员履职所需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培训。若累计2次年度考核"不称职"，即丧失下一届的委员连任资格。例如，《代表法》第35条规定将包括委员在内之代表的活动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专款专用"。

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仅前述《人大组织法》之"根据需要设立"和《地方组织法》之"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这样的形式化表述，缺乏针对各类具体机构建制事项的统一、可操作性之实质化指引。基于《代表法》第4条之相关事项内容规定，将"参会活动"、"闭会集体活动"、"闭会个体活动"、"代表选民沟通"这4项设为二级指标，各占权重比分数的5%。

科学的履职标准规范是对委员履职行为实施评价监督的基础要件。考试可采取末位淘汰制，成绩排名后10%者即为考核不合格，所涉委员不能参加该专项履职工作。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所界分的工作委员会职责较为模糊。可参照公务员考核制度，将前述《代表法》第4条规定的6项委员履职标准整合为"德、能、勤、绩"4类标准。

[11]参见谢晖：《论规范分析的三种实证方法》，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应在相关规范设定中，具体明晰委员外联信息获取与分析所涉联系渠道、分析方式及保障措施，以充实该类运作规程。委员调研、参加集体或个体活动、沟通的具体内容与汇总、反馈情况的非涉密部分，则属于可公开事项范围。[38]韩国明、刘玉泉：《西方国家公务员培训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载《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9期。

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委员提案具体内容、委员参会发言记录、审议表决全过程的非涉密部分，则属于可公开事项范围。表决权运作规程主要包括深入调研待表决事项以确保决策准确性和参加人大会议以履行表决职责这两个基本环节。

则不妨对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职规范展开"整全性"12 地"规范分析" 13，厘清其于组织、保障及监督这三个基本维度下存在的问题，并分别剖析相关法律规范可能的"疗治"途径。任职监督规范 一、问题的提出 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职规范即指为了推动人大自身的规范化建设，提升常委会委员的参政议政能力，所设定的规制常委会委员任职组织、保障及监督各个环节行为的相关法律规范。

该类标准主要指向委员个人品质事项，具体涉及委员作为担任公职的普通公民所应具备的良好品行、高尚情操与道德操守。兼职委员参会期间的保障程序可等同于专职委员，采取公务报销申领流程。完备的委员履职方式、系统的配套辅助机构设置以及协调的任职合作体系构建，皆是委员切实践行相应职能的基准要件。[6]参见何正付：《人大代表角色意识淡薄的政治文化解析》，载《韶关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各类考核方式皆对照前述客观量化后的委员履职标准事项指标来进行。例如，《地方组织法》第3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执行代表职务的时候，国家根据需要给予往返的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的便利或者补贴"。

近年来，学界就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职问题已经展开了一些探索。1. 明晰委员履职信息公开内容要求 即指就委员参会期间与闭会期间履职信息的应当公开、可公开之具体事项范围予以明确界分，从而为公众参与监督委员履职行为提供必要的方向指引。

并依循公务员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来具体实施人事管理，按所在层级之不同明确相应的编制职数与职级。[13]参见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则应分别明确兼职委员、专职委员的薪酬标准与经费渠道并就相应保障程序作差异化设计，以实现委员履职物质条件的充分化保障。从而使得委员履职信息公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虚化现象"45

我们需要根据中国宪法制度与文化特色，落实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从依宪治国的理念与程序的建构入手，完善宪法解释程序机制。(1)BVerfG E 2， 1 (1952) . (2)BVerfG E 3， 58 (1953) . (3)BVerfG E 7， 198 (1958) . (4)BVerfG E 124， 300 (2009) . (5)BVerfG， Urteil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7.Januar 2017， 2 BvB 1/13. (6)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347 U.S.483 (1954) . (1)BVerfG E 115， 118 (2006) ：程序类型上是由6名公民提起的宪法诉愿， 而且例外性地直接针对法律。对宪法解释启动事由的审查是最高法院作出宪法解释的必要前提，要求该事由具有可裁判性(justiciability)，其直接功能就是筛选形成宪法解释的案件。首先，更新观念，充分认识宪法解释价值。

鉴于这样的惨痛历史教训，德国在1949年制定《基本法》时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宪法解释制度，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宪法的效力高于国会制定的法律，国会立法权的行使要服从于宪法精神。德国的宪法解释程序，亦较好地发挥了这一作用。

庭辩结束后，大法官们私下讨论并初步投票。[3]240但在魏玛宪法之下，宪法的这一整合功能未能得到有效落实。

柏林的规定实施后，一些教会人士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起诉，认为上述规定侵犯了他们的宪法赋予的星期天不受干扰从事宗教活动的基本权利。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的奥利弗·布朗夫妇要求当地学校允许他们的孩子在专门为白人子女开办的学校上学，但遭到拒绝。

在普通法系国家，由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具体解释宪法。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一道，构成了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冲突的基本形式，它也是具体运用宪法、实施宪法的基本形式。总之，最高法院对于宪法条文进行的解释寓于判决说理之中，对于具体宪法争议的解决过程细化、丰富并发展了对于宪法文本的理解，以个案为切入点，创制了不同形式的司法规则，以至于对于文本的具体化到了直接适用的程度。主要有三种，教义学的宪法解释论、现实主义的宪法解释论与宪法商谈的宪法解释论。

格林教授也认为， 抽象规范审查程序容易使宪法法院置身于政治漩涡的中心， 让法院更像一个政治机构， 参见迪特·格林、季卫东、郑戈、林彦:《宪法实施四人谈:司法审查制度设计的比较》， 曹勉之译， 《交大法学》， 2017年1期。(1)BVerfG E 105， 313 (323-331) (2002) . (2)与美国最高法院不同的是， 即便提出不同意见的法官， 也会在以人民之名做出的法庭意见上署名， 这在形式上强化了宪法法院裁判与解释的整体性和权威性。

程序价值或多或少地对宪法判断产生影响，程序价值也一直是宪法委员会作出宪法解释的重要参考。2013年11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定2012年12月进行的众议院选举处于违宪状态，但未宣布选举无效。

五、限制解释权滥用的功能 宪法解释权是一项关系宪政体制运行或者调整的重大权力，为了防止宪法解释中的任意性，需要建立严格的规范控制体系，即宪法解释程序。[4]203这是令人深思的重要学术命题。